此后个时期，他们没有来打扰，表面上我是安静在这里“闲住”，实际上他们却变着手法卑鄙地施展新า的刺激，制造新的恐怖。
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曰晚上，冯达九点钟才回家。他对我说，他曾去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在他们住室的窗下叫了两ä声。那两个人住的亭子间，窗户临弄堂。只听到屋里脚步声很杂，而且灯光摇晃。他感到与平时不样，怀疑出了问题，便拔步急走。走到大马路上，也不敢回头，赶忙跳上部电车，半途又换了几次车。他估计即使有尾巴，也可能被甩掉了，这才往回走。可是到家门口后，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回头望望，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个人。他来不及走避，只好进门回家。因此他怀疑我们这间屋子也可能会出问题，应该小心。第二天是五月十四曰，早ຉ晨，他又向我说，他还要那ว两ä个同志；如果不去，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便会丢了，那很不好；他应该去了解个ฐ究竟。这天上午，我要去参加正风文学院个文艺小组会议。我们约定十二点钟以前都定回家。到เ时候如有个人未回，另个人就要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八点多钟็，我们分手了。我去正风文学院前，特意绕道去穆木天彭慧家，告诉他们昨夜新发生的情况，并说如果我下午不再来，就可能是真的出了问题，让他们有所准备。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ฦ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ฐ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ຉ。我稍微等了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钟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份社会新า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不会儿，突然听到楼梯上响起杂乱ກ的步履声，我立刻๑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来人当中ณ为首的个ฐ高个ฐ子，马上站在我的书桌前，我的书桌是临窗的。个ฐ人守在门边，个人就翻查书架。后来我知道，为首的那个特务叫马绍武，是个大叛徒。当时他严厉地看着我和潘，没有说话。约三四分钟็后，跟着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个ฐ叫胡雷。这人九三。年到过我家访问胡也频和我。那时他在真话报工ื作，约我们去参加真话报的读者座谈会，我们去过。这天他进门，看见是我，很诧异，跟着对我笑笑，点了下头。我心里明白：“坏了！”马绍武看见了，立刻把他拖到门外，谈了小会儿，马绍武得意洋洋地走了回来。我明白马绍武知道我是谁了。我心里想：“知道又能怎样？反正是那ว末回事！”我对胡雷这个无耻叛徒感到愤恨，怎能ม为敌人当鹰犬来捉拿革命的同志！过了五六分钟，又进来了三个人，其中有没有胡雷，我就没有注意了；我只注意个人，那就是冯达。他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生，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他这封信是二月七日白天写好的。他的生命还那样美好，那样健康，那ว样充满了希望。可是就在那ว天夜晚，统治者的魔手就把那美丽的理想年轻的生命给掐死了！当他写这封信时，他还点也不知道黑暗已笼罩着他，点也不知道他生命的危殆，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只能ม留下这缕高贵的感情给那年轻的妈妈了！我从这封信回溯他的生，想到เ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啊！他找了生，冲撞了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我实在为他伤心，为这样年轻有为的人伤心，我不能自己地痛哭了，疯狂地痛哭了！从他被捕后，我第次流下了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李达先生站在我床头，不断地说：“你是有理智的，你是个倔强的人，为什么要哭呀！”我说：“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以前我点都不懂ฦ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李达先生说：“你明白吗？这切哭泣都没有用处！”我失神地望着他，“没有用处”我该怎样呢，是的，悲痛有什么เ用！我要复仇！为ฦ了可怜的也频๗，为了和他道死难的烈士。我擦干了泪，立了起来，不知做什么เ事好，就走到เ窗前去望天。天上是蓝粉粉的，有白云在飞逝。
长江滚滚向东，我的船迎着浪ฐ头，驶向上游。我倚遍船栏，回首四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次独自长途跋涉，我既ຂ傲然自得，也不免因回首往事而满怀惆怅。十九年的韶华，五年来多变的学院生活，我究竟得到了什么เ呢？我只朦胧地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感受到เ心灵的创伤。我是无所成就的，我怎能对得起我那英雄的深隋的母亲对我的殷切厚望啊！
再以后，刘和珍的惨死，李大钊的牺牲都震撼了我。我后来的许多年都不愿意到天安门去。解放后，我到天安门去凭吊李大钊同志就义的地方，我感到，我的心仍然颤抖不已๐。然而，真正刺到เ我心深处的，是向警予同志的牺牲。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还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满地潮湿泥泞。我又冷又倦，缩在轿子里，蜷在车子里，任它颠颠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为ฦ我生病了，以为我快死了。过了天夜，我被送回到南京城里的户人家，户普通的住宅。介绍我认识房主人时，说是姓曹，称曹先生，高高个儿，像个买卖人，很稳重的样子。他客气地对我说：“委屈你暂时在我这里住几天，房浅屋窄，照顾不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声，我太太会替你办。”我这才看见在他身后还站着个微微有点发胖的中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说道：“这院子里你什么เ地方แ都可以坐坐玩玩，只是不好出大门。嘿嘿，这我们有责任，我们担不起。这条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难的。”我心里明白了，这里仍旧是监禁，只不过稍稍换了点形式。这时，押送我们回来的那ว伙人好像已经把物件都移交给屋主人似的就走了。这对曹姓夫妇便把我们引进间房子，间新的牢房。
这间睡房是这家院宅倒厅的侧屋，通厅子的门从外边锁上了，进进出出得走厢房。厢房没有住人，就成了过道厢房有个门通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妇住的。门上挂着门帘，我从来没有窥探过。也许这个门从那边锁着的，根本也走不过去。厢房外是天井，上边小块天。天井前边是倒厅，走过倒厅是屏门，再走过屏门就该是大门了。在平常这是多么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后边是堂屋，堂屋后边是后院，大约都是南方老式屋子的式样，后房哕厨房哕下房哕后天井哕，这都在我的视线以外，我也无心去走访。
那ว个曹太太好像很能干，她自己到我房中来端饭送水扫地抹灰，也不支使她家的娘姨ถ。我每常看见她家娘姨把饭菜送到堂屋，再由她亲自给我送来。她家还有个老太太，不知是姓曹的母亲还是岳母，她整天不说话，只坐在堂屋里守望着。还有个ฐ八九岁的男ç孩，好像很安于寂寞，放学回来就独自人在堂屋里或天井里玩耍，偶尔站在厢房通到เ我房间来的那门边，好奇地看看我们，像看动物园里的老虎似的。招呼他，他回头就跑。
我终日坐在屋子里，从扇小玻璃窗中望望天，或者从窗帘后看着堂屋里。这家人，两夫妇老小仆，都像很有礼貌的人。他们不来盘查我的来历，我也无须了解他们的底细。每天碰几次面，点点头，疏疏落落，客客气气，倒也安静。阳历年过去了，我们是年前到的他们家。阴历年又过去了。大约因为家里住了我这样的客人，他们家过年过得真冷清，小孩放了挂小鞭炮，年卅他们只吃四盘菜，也给我们分了些。他们自己不出门，也不见个亲戚客人来贺年。我心里明白，要从这里出走是困难的。他们还闪闪烁烁告诉我，巷子口上安的有人，这绝不是假话，不是为ฦ着吓唬我才说的。这时，半年多来，受种种折磨刺激，我的确病倒了，天天晚上发烧失眠，像感冒，也像疟疾。冯达也成天咳嗽，整天都有低烧。这年三月间，在被捕之前，他已经发现患有肺结核，原打算请假休息个时期，从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来的二百元稿费，就是为他治疗肺病准备的，可是现在我们谁也不愿说。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看到เ对方的身体在天天垮下去，可是说又有什么用？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熬着等着。
静中也仍然不能不思动，我不免总还要做着没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因为国民党曾几次改变监禁我的地点和些形式，我便幻想是否可能还会有所变动。如果我能走出大门，如果我能够发封信出去，如果我能ม争取到这位曹太太的星半点的同情，对我生点惻隐之心，或者我能争取他家雇佣的娘姨替我跑两次腿，不是很好吗？
我耐心设法主动地同他们接近点。当曹太太到我房中来时，我留她坐坐；当她的孩子站到เ我房门口时，我也逗逗他，问问他的学业成绩；我有时也跑到堂屋去和那位老太太搭讪几句。但不行，切尝试努力都落了空。我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这些雇佣人员都是经过选择，是愚顽可靠的人。他们对我守口如瓶，不露点口风。那个曹先生整天不在家，晚上回来也只关在他们自己屋子里。我知道同他谈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他无非是国民党调查科下的个小走狗，个忠实的奴仆爪牙。他既ຂ无权，又无能，也没有胆量为我做点小事，哪怕是给我通点风报个信。他现在不纠缠我，不在我面前装ณ腔演戏，就算够好的了，在这里比在王公馆时安静多了。我依然是名未经判决的无期徒刑的囚犯而已。
三月的天，曹先生忽然喜气洋洋地走到我们房里，笑眯眯地说：“徐科长吩咐我们替你们收拾房子，说要给你们自由，你们自己过日子。他们还说派人去湖南老家，把你们老太太接来。要是老太太能来，那就最好了。”他还问了些关于我母亲的年龄生活现状等等，语气中都表示ิ他个ฐ人对我和我母亲的同情。这是两个ฐ多月来从他那里得来的唯的点消息。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说是好消เ息，是我可以见到เ久别ี的母亲，我可以从母亲那里知道点外界朋友的情况，我还可以借助母亲，设法同外边的朋友同志联系，把我的真实情况透露出去。但也可能这是坏消息，就是国民党把我母亲也抓来南京陪我坐牢，至少是想把我母亲当成|人质。我个ฐ人如果要跑离南京是比较容易的，但我怎么能背负着老母亲同逃跑呢？何况还有四岁的林儿。林儿生下来两个多月爸爸便被国民党逮捕，不满百天，爸爸便被惨杀。我忍痛把他送回湖南，交给我母亲抚养。现在我母亲如果只身来南京看我，那林儿将寄养在哪里？我们在家乡，早已๐没有个ฐ亲人了。母亲如果把林儿也带来身边，我怎能忍心把也频的亲骨肉留แ在屠杀也频的国民党刽子手们的魔掌里！母亲无论怎样是不能来的！他们可以饿死在湖南，流落在湖南。只要他们不死，或者会有那末天，我的同志们会有人去帮助他们救济他们。我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最后，我认为我母亲不是个普通的母亲，不是个ฐ平凡的女性，她既有能耐来，就定也有能ม耐离开。她在家乡多少能ม了解外边的些情形，我相信她能够理智地权衡得失利弊。我为什么不相信她呢？她是经受过大灾大难的，她受过生活的严峻考验，她是坚忍不拔的。我应该相信她，我应该以有这样在患难中可以依赖的母亲而自豪。我应该相信她。
过了几天曹先生又来打问我的意见了。他像很有把握地轻松地说道：“你们有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吧。老太太总会十分思念你的。她会很希望来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封信就更好了。”我又开始了各种揣测。到底要不要母亲来趟呢？若说国民党想就此把我母亲拘留起来，那是没有丝毫理由的。但是，母亲真若来了，国民党是要把她作为“人质”的。我同意让母亲来作为我取得某种自由的“人质”，那ว未免太自私太残酷了。何况国民党至今没有肯定地说放我，完全恢复我的自由，只含混地说是可以自由居住，仍只限定在南京。我何时才能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完全自由的境地呢？母亲呵！你在苦难中的女儿是多么想念你呵！我到เ底应该何所适从呢？
过了两天，在极度矛盾中，我写了封短信，给我的母亲。信中大约是这样说：“我失去自由已๐年，你定很想念我。现在有个机会，你如能来南京趟，我们或可相见。但这里能ม否适应，请你仔细定夺。”命运究竟如何，小船将怎样航行，将遇到什么风浪，我点把握都没有。我只是轻率地把选择留แ给我母亲。但我实在无从考虑，这有多大风险，这群魔鬼到底又在打什么เ算盘。但我抱着个ฐ坚定的信念：“只要我不死，我定得争取自由，争取脱离南京。时间可能ม会长点，路途也会迂回曲折，但我的决心决不改变，我的愿望定要实现。”
十四母亲呵，我感谢你！
四月上旬ຒ的天下午，曹先生家忽然热闹起来了。他家门口停了两部马车，进来了两ä个人，说是来接我们的，曹先生也陪着。等我上了马车，曹先生才神秘而且有趣地轻轻告诉我：“现在我们去轮船码头，令堂老太太乘坐的轮船快到了。”
我真没有想到她来得这样快，虽然我曾经写过纸短简，但事情的确来得太快，我思想上还没有点准备。母亲真的来了，我将对她说些什么เ呢？她总该有点精神准备吧，她将对我说些什么เ呢？我真有点昏头昏脑，我坐在马车里胡思乱ກ想，又像什么都没想。我什么เ时候到的码头，我怎样走上了只拥挤的船，我几乎是毫无知觉的。终于我被引进间船舱，我看见了个ฐ老妇人，个十分苍老憔悴的老妇人。呵！这就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母亲吗？
老妇人下扑在我怀里，两手紧紧把我抱着，眼泪像泉水，像瀑布似的挂满脸。但我怎么也感觉不到这便是我那慈祥严肃可亲的母亲。但这绝对不是旁人。细看她的容貌，不管怎样苍老也还是她。而且倚在她身旁้的男孩，不管怎么长大了些，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眼还认得出那就是林儿，是我的儿子。他依旧带着那末副总是用对小眼睛审慎地看着周围切的神情。这不是他们，还能ม是谁呢？我迷茫地痴痴地跟着曹先生，跟在群陌生人的后边，在人流中涌着，挤出了码头，挤进了马车。蹄声嚼嚼，微风吹着车轮辗过后扬起的尘土。我失神地盯着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老妇人和那个ฐ小男孩，另外还有个陪着我母亲来的中年妇女。我没有流泪，没有悲伤，我也没有欢喜。我不知该怎么说，说些什么。我应该安慰他们，可是我能用什么เ来慰藉他们？我遍身都是伤痕，我心头积满着愤怒，我能让孱弱的老母和孤儿来分担我如此深重的愁苦吗？
这夜，我们家挤在曹先生的那间倒厅的侧屋里，母亲拉着我的手，我怀里拥着我的儿子。我听老人家述说这路来的情景。原来半个月前就有人冒称是我的朋友去看过她。她看见信，认出是我的笔迹，就毫不犹豫地决定走，不管是天涯海角，要跟着接她的人道走，而且带着林儿，还设法带了个老佣人。为了要见唯的女儿面，她准备承担切风险。她反复申说，要把孩子交给我。因为ฦ她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加上战争风云，乡下也不太平她过去能ม勉强抚养我，现在她再也无力抚养这个ฐ十分可爱的伶仃孤儿了！
我心里透明了，也凉透了。母亲的确已经衰老了。我不应该再加重她的负担，现在她只得依靠唯的我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处理目前的这切呢？
关于我自己这些年的遭遇，我决定什么也不告诉她。也频惨死的恶讯，过去我瞒着她，直没有对她讲。现在我也不清楚她到เ底知道些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只得仍然瞒着她。我不让她知道我的处境我的艰难我的思想我的打算我的预谋。就让她暂时把曹先生当成我的好朋友，把冯达当成我的好丈夫吧，让她以为我什么เ事都没有发生，切传说谣言都过去了，切艰难危险也过去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让她担惊受怕，至少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抚摸着她枯干的手，冷静地说：“先住下来，等以后慢慢再说。你为ฦ我和也频๗把林儿带得这么大，你在困难中替我尽了当母亲的责任，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曹先生说已经给我们收拾了几间屋子，明天我们就搬过去。我们先暂时住几天，其余的事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曹先生亲自把我们送到新า居，他的太太他的母亲送我们到大门边。那个平日不爱说话的娘姨远远站在堂屋里望着。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曹公馆，离开了这个家。曹家的房子坐落在南京城的什么地方，他们家是干什么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十五与姚蓬ศ子为邻
离开了曹家，我们先后住在明瓦廊与螺丝转弯这两个住处，每个地方住了多久，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好像是先到明瓦廊，后来才搬到螺丝转弯，在这两处共住了四个多月。这两处房子都比较大，是老式的印子屋。进前院或侧面院子都住有同我们不相干实在又大有关系的些不认识的人。不言而喻，我们还是陷在国民党调查科为我们布设的罗网里。我在这里，表面上可以说是独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实际是明松暗紧，仅仅是换了另种方式的继续监视而已๐。在这里先后发生了些我意想不到เ的事情。凭我的回忆，我把它们记在这里。
回想还是在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ศ子。回上海后，姚â就常来我家做客。他那时住在法国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九三。年春，上海ร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เ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些筹备人，冯乃超哕冯雪峰哕柔石哕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เ息很能ม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๗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九三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â物北斗，姚â蓬子和沈起子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同志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搬进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呵！我下跑到เ他们面前，大声叫喚，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头走进里屋，他的妻子敷衍着我。我点不理解，我想问他们，我有连串的事要问他们。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เ落到这般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好像很沉闷，看样子，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只好颓丧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间房子里。
第二天，冯达拿来张当天的报纸，我翻，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เ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待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ใ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以后，我说不清楚了，我以为ฦ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阵，就像他兴致高时去跑次赌场那样混过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แ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
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ณ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แ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面，饶他命而已。蓬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เ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去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件附属品。
大约在个月之后，姚â蓬子才逐渐留แ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个ฐ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ณ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แ守上海在临ภ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ม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条活命，他就产生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ว他为ฦ什么เ要死呢？他还说了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个ฐ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个同志的热情，点不剩ທ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起，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举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希望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â蓬子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下懂ฦ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â蓬子。我本来是个ฐ涉世不深，不太懂ฦ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的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直没有因为ฦ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干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十六冯达的打算
冯达同我的次谈话，我永远记得。这大概ฐ是在我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斗ç争。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后的几天，个晚上，他很慎重地对我说：“丁玲！我不应该瞒你，我定要告诉你，离开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เ他屋里去了趟，他谈到了我们搬家的事。他说以后每月给百元生活费，让我们独立住家，但这不是说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你就无法自己้谋生，他们应该给你生活费，这我不能拒绝。不然，你在南京城里，怎样生活？没有犯人坐牢还得自付饭费的。至于我，情况同你不样。我已经走错了步，什么เ话我也不想说了，说了也无用。总之，现在我是个ฐ没有前途的人。你想回去，而且可以回去，但是我却回不去了。我回去的路没有了，没有任何希望了，这只怪我自己。我曾是个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国民党眼中，我不值钱，他们瞧不起我！有我无我对他们无足轻重。我现在又有病，按股隋况，如果我能找到个ฐ铺保，或者我老家来人，具个结，我是可以被释回家的。这也有先例。不过现在国民党不会这样做，这是因为有你，他们不能放你；他们也不能ม像对你那样对待我。那晚，那个姓曹的说，要我到个翻译机关去翻译点资料é，算是为我安插工作，安排生活。这不是个了不起的差ๆ使，也不会有什么秘密，月薪是六十元。他还说这个机关人员不多，大都是些懂外文的共产党员自然是自首过的；我不得不答应了。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为了你，我没有办法可以保护你，但我总想帮助你点什么。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帮助你实现这个ฐ唯的愿望吧。我在他们面前表示迁就，他们就会容易相信，以为ฦ我还可以牵制你。你就应该利用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蓬子弄来同我们住在块，我看也有这个意思。他们以为过去你同姚蓬ศ子是好朋友，据说你被绑架后，社ุ会上度传说你已死难，蓬子写过纪念你的文章，很可能ม夸大了同你的友情，谬称知己，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是死无对证。现在，你也要利用这层关系，你平常为人太单纯，太直率。但最近我不得不想，我们的处境，你的愿望，都应该仔细考虑。”我时被他的这些话吓住了，冯达竟要去国民党个机关做什么翻译，这怎么可以呢？他这不是越陷越深吗？如果他去国民党机关上工支薪，我定得同他分开。过去同监禁，我曾几次要求分开过。他分辩得那样诚恳，又说忏悔，又说帮助，我还有些相信，或者说是半信半疑。但他现在居然说要去做事，那ว不是也成了国民党御用的走狗！我怎么还能同他关在起？但现在我再提出分开，国民党仍是不会理睬的。因此，我生他的气，我骂他，但都没有用。过去，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地址，还可以说是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但这次他是经过深思熟ງ虑的，而且事后才对我说，可见他主意已๐经下定了。他总叹说他是没有希望再回去的，我以为这有部分也是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他总以为党绝对不会饶恕他了，而且定会采取非常手段来制裁他。但这又从哪里说起呢？我只说道：“我不同意你去。你既ຂ然知道你第步错了，就不能ม再错。是个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坏事，你的前途，只有不去那里当什么翻译。你如果真回去的话，我以为不会像你想的那末恐怖可怕。万老家不收你，你倒霉了，也比在国民党这里好。你怎么เ不做更长远的考虑呢？而且，你去那里当翻译，不管你翻译什么เ，不管你做的多少，你总是进了人家的门，为ฦ人家做事，你不只绝了自己้回去的路，而且叫我怎么เ做人？”
冯达听了，也很沉重，他说：“与你无关，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了很久ื，内心很痛苦，但我认为：我不忍拖你下水，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跟着你，我跟着你只能拖累你。有什么เ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国民党对你的监视能够逐渐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跳出去，脱离这个ฐ苦海。我说过，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我们是命定要分开的。现在我的身体很坏，肺部这半年来经常疼痛。我不定能ม活得长，但我希望能够看到你自由。”我看到เ他的脸色发红，微微渗着汗珠，我不愿多想，只说：“那ว我们现在就分开。”他说：“分开！分开！定要分开！只是你暂时不要闹出去。”他又说：“我明天要去那个机关，可能要填份履历表。你不必为我担心，我会尽可能ม给自己留有余地。我最担心的就是不能断ษ了你回家的路。我知道你定能坚持住，定可以达到目的。”
这夜我没有办法合眼，他好像也转侧通宵。事情怎么竟会变得这样，真是不能ม想像。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看来，只得过时再说。但不管怎样，冯达现在是要到敌人的个机关里去工作了。要应付姚蓬子，也要应付冯达，我将应付这越来越复杂的困难环境。既要提防他们，又要利用他们作为掩护，欺骗敌人，麻痹敌人，创造条件，使自己้能和党取得联系，得到党的帮助和营救。我能做得到吗？天哪，我定要做到！
十七张道藩三碰钉ล子
九三四年五月间的天，国民党的宣传部ຖ长张道藩光临明瓦廊了，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â蓬子的。对这个人过去只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央的文化宫，传说是个大官僚。对这种人我过去根本不屑于注意，只有仇视，并不了解他的根底。我意识到此时此地到这里来看我的人，不管官大官小，不管怎样说得好听，名是拜访，实是审问，是了解，是安抚，是欺骗总之，对这些人，我都要警惕。张道藩的样子看来很随和，说这次来拜访，是为了消除我的寂寞，他建议我写点文章，不愿意发表就不发表，又说写剧ຕ本最好。他说他现有段戏剧ຕ材料，他愿意介绍给我，供我写作参考；如果我肯执笔，那就太好了。对此我毫不考虑，毫不动心，我推诿说身体不好，无意于此；我说我从来没有写过剧本。他见我这样冷淡，话不投机，没有坐多久就告辞走了。大约过了个ฐ把月，张道藩又派人用汽车把我同姚蓬子接到เ他办公的地方不是国民党中央党部ຖ，也不是国民政府，这是幢有花园的小洋房。他单刀直入，阐述了第次见面时对我说过的建议，希望我写这个ฐ剧本；我定不写的话，无论如何，就为这个剧ຕ本编写个ฐ故事提纲。但我又都拒绝了。他对此表示很遗憾；只得用汽车把我们送了回来。第三次又是他亲自来，他十分得意，欢欢喜喜地告诉我，剧本他自己写好了，只希望我看看，提提意见，或者就请我动笔替他修改下。我简直奇怪，他太屈尊了。我仍用第次见面说过的话拒绝，说自己不懂戏，也无意于此。他才索ิ然无趣地走了。从此以后，他没有再来，我也再未见到他。只是到了九三五年或九三六年，知道这个剧ຕ曾在南京上演，报上大登，轰动时，热闹了阵。剧名就是他同我谈过的，只是剧ຕ本内容我不知道；现在就连剧名我也忘记了。不过那时这个剧的确上演过，主要演员和演出的负责人，我都记得，他们当时曾托人给我送来了入场券。但因为感情上很难受，无心去看就是了。半个世纪后看来，当年我拒绝参加张道藩提出的这个剧本的写作和修改，是在无意中对国民党企图利ำ用这次演出打击左ุ翼文化革命运动的如意算盘给了个小小的钉子。
十八三会张天翼
在明瓦廊住了个多月，我试探着在夜晚，在后门的条马路上散步，居然没有受到阻拦。于是我胆子大了点，便试着在白天走得稍远点，我希望有好运气，能ม碰见什么เ熟人。果然，有天我带着母亲林儿去夫子庙，在个ฐ小茶馆里喝茶，忽然看见张天翼和高植也在那里喝茶，同座大概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高植曾在我主ว编北斗ç时投过稿，通过信，见过面，是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文人，不属于什么党派，思想不红不白，我稍稍招呼了下，敷敷衍衍地说了几句话。但我看见张天翼，心简直欢喜得要跳出来，只是不敢流露出来，我急忙过去打招呼，但不能说什么。我只悄声对张天翼说了几个字：“明天上午，鸡鸣寺。”便赶快离开茶馆回到了住所，暗自咀嚼着这时得来的喜悦，幻想着明天的前景。
我对张天翼当时的思想情况和他过去的历史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左联的盟员。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个ฐ似乎ๆ是第次以兵士为题材的，我是喜欢过的。“二八”前后，他搬来上海，我们起开过会，游行示威แ时他和杨马蚤楼适夷在左联队伍前面打着大旗呢，我们是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是同志。我以为看到他，就等于找到了左联，找到了党。我多高兴啊！
第二天我独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风景区鸡鸣寺，八点钟的样子，游人很少。我无心观望风景，只是在山门前的道上和后边阁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张望，焦急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个ฐ钟头的样子，张天翼果然来了。这时，只在这时，忽然有许多从来没有想到的往事和问题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是党员吗？他能为我保守秘密吗？他能见义勇为，为我担受风险吗？我不能够明问，只在心里暗自掂量着，过去我曾听说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谋生还是掩护？他的姑父邵元冲是国民政府的要人，邵元冲是否同情共产党，他们之ใ间关系的深浅究竟怎样呢？我审慎地望着他，又无暇仔细深思，毕竟欢喜压过了切。他是左联的盟员，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样严重，为ฦ什么他不住在杭州ะ他的父母住在杭州ะ，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ๅ元冲这种社ุ会关系正好为他做掩护？总之ใ，我还是相信他，那ว些怀疑闪即过，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我们像老朋友那样排排坐在鸡鸣寺阁子前的小路边上，我焦急地问他上海ร左联的熟人的情况。他告诉我，上海ร白色恐怖严重，冯雪峰已去苏区。周扬夏衍去了日本，钱杏邮不容易找着；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这些消息像盆冷水浇在我头上。我不知怎样才好。这时是初夏，可是我却像深秋时的寒蝉隆冬时的僵虫，说不出句话，连动也不能动了。我能不能求求张天翼，把我带走吧！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炼狱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这线希望我能不紧紧抓住，求他施ๅ展神奇，给我丝阳光，给我条生路？我木然地望着他。他也只摊开双手，无言以对。他也问到冯达，问到姚蓬ศ子，我也简单地答复他。那种种艰难处境，我的痛苦的历程，我内心的打算，对他的希望，都给时的沮丧噎住了。我是否应该向他完全打开心扉？我迟疑着。个受惊的，被关闭幽禁了年，几乎窒息而死的人，已๐经习惯随时随地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为着防备别人，话到口边便咽下了。满心想把别人当成知己้，无所不谈，却又顾虑重重，踌躇不已。太阳快当顶了，只得同张天翼分手告别，懊丧不安如有所失地踽踽独行，又回到那布满愁云的阴暗的住所。
回来我就后悔，责怪自己，为ฦ什么เ不向个同志个ฐ战友敞开胸怀，尽情抒发，把所有的痛苦交给他，把所有的希望告诉他？！尽管我应该有些顾虑，有所警惕，但对他抱有防备之ใ心是不应该的。于是过不久，我又鼓起勇气走向张天翼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