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该让母亲来南京吗？
这时，我写了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เ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ณ，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เ息。
汽车驶向黄浦æ江边，在十六铺南头的小块空地上停下了，围上来另群人，把我拥进栋小楼；楼前挂着“旅๓馆”的招牌，但我看得出这是国民党特务匪徒的个ฐ黑窝。
信的前面写上“年轻的妈妈”，跟着他告诉我牢狱的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有许多同志在道。这些同志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他有强烈的写作欲望，相信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要我多寄些稿纸给他，他要写，他还可以记载许多材料寄出来给我。他绝不会投降，他估计总得有那末二三年的徒刑é。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还很年轻。他不会让他的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他希望我把孩子送回湖南给妈妈，免得妨碍创作。孩子送走了，自然会寂寞些，但能ม创作，会更感到充实。他要我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他勉励我，鼓起我的勇气，担当时的困难，并且指出方向。他的署名是“年轻的爸爸”。
天，我收到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这不出我的意料，因为她早ຉ就说她有时感到不适，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我知道她病的消เ息之后，还只以为她因为没有我在身边才对病有了些敏感的缘故，我虽不安，但总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只是秋白却在她的信后附写了如下的话，大意是这样：“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切成功，切幸福。”
“三八”事件对我是很大的触动。我那时几乎没有在学校。我已经离开了我的母校，来到旧北平，大学不能进，只住在公寓里。但那时，我也跑上了街头。听说那天要到เ铁狮子胡同，要打卖国贼曹汝霖的家。我跟着冲进去了。我跑到屋子里，被警察赶了出来。虽说自己้没有挨打，但很多同学挨打了，还有些学生被阻留在屋里边没跑出来，后来也不晓得怎么样了。我记得很清楚，那ว时，我们队伍还往里冲，要营救那ว些被关在里面的人。当时，个叫吴蔚燕的女同学，在我前面领ๆ头，喊着口号，我也跟着大喊。
2002年8月8๖日，北京
她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当时忘记问她了。我压根不曾想到เ我的住处能够保密，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闯来的。此后，她每过个月，或两个月便来我这里次。她从不同我谈政治，也不问我的生活情况，只是点点滴滴同我谈她的心曲，如读书后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国书，翻译过来的，或还没有翻译的。谈她认识的些文人的印象，这些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是她在青岛大学的些同事，老辈的所谓新学家。这些她都当故事娓๙娓道来，在我只有颗十分空虚的寂寞的心的时候，也能ม勉强听下去。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小说。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住在我这条街的对过，叫娃娃桥。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แ东树的后裔。她的那个ฐ大家庭是个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侧院的三间大厅，后边是院子前边是小花园。绕过她的厅子，还可以进入她家的个更大的花园，只是那个ฐ园门不是常打开的。她住的三间厅子布置得很好。她带着三个女儿，用个ฐ娘姨ถ。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作为党与我通信联系的地点。
方แ令孺是个ฐ诚实大方的人。抗战初期，我在延安时，曾经向她要过部昭明文选，那是因为毛主席曾经对我说，他缺少部昭明文选。她特地买了这部书寄给我。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人说过，只是悄悄地高兴为ฦ别人尽了点力。她知道我是为谁要的。
全国解放，新า中国成立后，她到北京时总来看我，还在我家住过。她的仪态仍然与那时样，总是很文静地对我谈点她的新的感受。九五七年，继全国作协的批斗大会后，在全国妇联召开的次批斗我的大会上，我望见她了。我为她很不安了阵。我深切了解她，她定为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这时她无法对我表示同情，也无法安慰我，分担我的忧愁了。二十二年后，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听到她已经逝世，我不免凄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生，她的为人，想到她曾为我分担苦痛。她是个普通人，是个有非常美丽灵魂的人，是个好人，我定还要写她，将来有时间，我定要任情呼唤你，方令孺同志。
二十母亲呵，何时再见？
母亲完全不像以前的母亲了。记得我小时候，不管她经受了多么เ大的挫折痛苦，她总能保持她那ว种意气风发的神态。她冲破封建习俗，入学读书，勤奋好学，抱负远大，以救国为己任。我弟弟死后，她从绝望中努力自拔，四处奔走，为贫苦人家子女办工读学校。五四五卅运动时，她热情澎湃，带领学生教员去大街讲演。我有时也曾看见她烦闷过，甚至唉声叹气，但不多久，她便又奋发振作。我们母女直是心心相印互相体贴的。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她为ฦ大势所迫，难舍难分地离开了心爱的学校，但仍是满怀豪情。九二九年在杭州与我们同游西湖，饮酒赋诗，似乎是个完全不知忧愁为何事的幸福老人。我和也频陪她都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用。九三年也频牺牲后，我送林儿回湖南老家，我抑制痛苦，强打精神，把死讯隐瞒着，骗过了她，她陳慨勇敢地担起抚育幼儿的责任。但现在，我看见的母亲老了；不只年龄面容老了，而且心情显得寂寥，似乎同我隐隐有点距离。为什么她从来不问声也频的事呢？她什么时候知道他牺牲的消息的呢？我压根没有告诉她，她也从来不问我。现在我们身边多了个她完全不理解的陌生人，她也不问；好像她老早就知道，就认识，而无须打听。我想她什么เ都不知道也好，她不问，我便也不说，我们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都怕碰着这些充满苦涩的现实。妈妈呵！你叫我怎么向你说呢？我知道你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会痛苦的。但假如我把什么เ全告诉你，你会更痛苦。你为ฦ我辛苦半生，你把希望放在我身上，无条件地支持我；而现在我却连累你，把你拖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叫我怎么说呢？母亲在明瓦廊住了不到เ个月，便提出要到上海去，她的些朋友们在那ว里等她。她参加了个什么会，又作气功又治病。妈说她对世界对人类都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于是她学气功，学治病，扶困济贫，总还有点用处。我心想这也许是个ฐ搞封建迷信的会道门。但母亲坚持说这不是迷信，她是把这当成科学来认真学的。她承认这里面可能ม有部ຖ分人是死脑筋，迷信，可是她是用这个方法来修身养性，治病救人的；她是不能ม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她定要去上海，在上海把功夫学深点；她应许我百天以后再回来看我。我只得让她走了。我很想托她在上海ร找党的关系，但又觉得她是办不到的。上海ร的朋友中她只认得王会悟，而王会悟这时已随李达去了北平。我把这话忍住没有说出来。我只要求她定回来，因为ฦ我实在希望她能把孩子们带回湖南。九月下旬她回来了，在上海只住了九十天。但回到南京没有住上二十天，便无论怎样要返回湖南。她说家里还有许多未了之事，来时也只打算把孩子交给我了就回去的。现在已๐是秋天，再拖下去天气冷了，洞庭湖水低落，路上便不好走了；而且她带出来的那个女佣人想家，也吵着要回去。我很明白，此地本非我们母女久留之地。她是不能把老家的房子，和些牵牵绊绊的杂务人事完全弃之不顾的，她还需要生活。但现在就要她带两个小孩回去，的确是太难了。不过孩子迟早定也要走开的，我不能让孩子困住我。我现在要用孩子和妈妈，暂时留แ在南京作为人质国民党不就是这样希望和安排的吗？，换得敌人对我的疏忽，松懈า对我的防范。有朝日，到了那天，我能ม远走高飞时，我定要想办法预先安置他们，让他们都回湖南去。老家的那个ฐ安身之地，那个简陋的窠还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是再无别人可以依赖的了，归根结底还是只有母亲呵！这样，我只得同意。十月中旬ຒ她就带着那ว个女佣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亲爱的妈妈，你定要回来！我们何时再相见呢？
二十苜蓿园
十月初，冯达检查身体，医生说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卧床平躺休息，还要吃有营养的食品。那时治肺病没有什么เ有效的药，只是用钙片把病灶包围起来，让结核区逐渐缩小。这样，他请假在家，天到晚无声地躺着，很想回老家广东去，但又说不愿在此时此境留下我独自受困。我却打算从此分手，带着孩子回湖南去。可是，九三三年国民党不准我自由回湖南，现在又怎会放虎归山？如果提出来被拒绝，那就不如仍然暂时不提。可是这日子怎么过？林儿思亲，整天怀念刚离去的祖母；婴儿缺奶，日夜不断地啼哭。我自己้向来是天涯游子，从来没有操过家务。现在困住囚笼，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样安排？再求我母亲出来，时是不可能的。冯达已经垮了，对我也是负担。他认为他在国民党人的眼里是个ฐ小人物，无足轻重。既ຂ然病成这样，就可以释放回家，顶多再由á家里具个铺保了结。可是他总是表白，自己光身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这里受罪，心里觉得惭愧，只好拖过段日子再说。
这时姚蓬子接受国民党给他安排的差事，到芜湖去编辑芜湖日报。这报是国民党办的，他去当主ว编，却没有实权；他原也不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他去，只是表明他听话，俯首帖耳跟着国民党。因此他不愿带妻子儿女去，他每月有百元钱，和妻儿两地生活，自然花费要多些。我同样也感到经济的拮据。冯达治病，要花钱，小孩雇奶妈，也要花钱；我又不会操持家务，从没有管理过家庭钱财。这样我们两家都愿意节省开支，合伙吃饭，减少佣人，日用开销都由á姚蓬子老婆经营而且他们夫妇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ä两ä底的屋子里，租赁了楼上的三间。姚蓬ศ子的妻子带着孩子住间大些的兼吃饭。冯达个人住间小些的养病。我带孩子们住另间。房子很挤，但房租便宜多了，这时，我总想躲开人，越远越好。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气好，想法要搬到城外乡下去。恨不能ม下搬到เ国民党管不到เ的地方แ，那就更好了。终于在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园，我想隐居在这城外的陋巷๕，暂度时光，以后再说。
苜蓿园坐落在中山门外个ฐ小村庄里，是左恭替我找到的。左恭是九二四年我在北京时认识的。那时他同曹女士初恋，曹女士与我同在个ฐ补习学校。九二五年春季，我几乎每天都到他家去。我们那时都没有党派关系，都崇拜鲁迅，都渴望自由，都对将来满怀希望。大革命失败后，不知怎么搞的，他们去了南京，我到上海，可能是我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有些不满；而他们也认为我过于骄傲，我们就疏远了。但是左恭和我始终没有断过联系。我们不谈政治，不触及我们或许有过的分歧，我们保持着丝旧ງ谊。这时我需要有人帮助，便设法找了他。他那时在南京中ณ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已经同曹女士分居，或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他愿意帮助我，便在中山门外，找到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像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正房后边还有两间灶屋。我和姚蓬子两家人于九三五年春天搬了进去。左恭从来没有来过我这里，我却两次去找他。他对我的思想打算处境从不询问。我对他的生活也不调查。但我相信他不会害我，事实上他也总是愿意帮助我。如果我还有什么事要求他，他会为我奔走的。但自然对于我真真想做的事，他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什么เ也不会告诉他。后来我们便没有来往了。新า中国成立后，我听到过有人谈起他，说他在抗战前就同“我们”，同我们地下党有些联系，九五。年我在北京，他来看过我次。我们相对坐了会儿，都没有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想问的事问声。大约觉得我们相近过，也互有了解，却长时间隔离得太远，好像雾中山水，总有点朦胧片，需要问的太多，就又都克制住了。后来当我回忆到九二五年的北京西牛角胡同，以及九三年夏天他陪我去玩燕子矶，马车在行人稀少的卵石路上嗒嗒走着的情景，我曾后悔，我是应该多了解他些的。我们为ฦ什么谈得那样少，特别ี是关于我们的政治经历和思想见解。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们都不愿因为曾有过的分歧影响那脆弱的友情。我们可能都太珍惜友情，却又因此使我们有所隔离，反而只剩ທ下点空虚和淡漠。
二十二伤寒病
苜蓿园像荒村里的座草庵，我奄奄息地蛰居在这里，似乎应该打扫尘心，安心等待末日的到来，然而我心里整日翻腾，夜不能寐。在春雨绵绵的时候，在夏蝉喧噪的炎日，我常常独自伫立在屋檐下，仰望云天，辗转思谋：下步棋该怎样走呢？母亲终于又来了。她是无法拒绝在困境中的女儿的请求的。冯达病假超过半年，不能再领工ื薪，他是我的负担，精神上的物质上的，但我不能下把他推掉，因为ฦ我还可以借助他。我把他安顿在后边的灶屋住，隔离开来。现在他的作用，只是让国民党人看来，我还是不忍弃他于不顾。他也只表明他的无可奈何勉强陪我度过这难熬的岁月。表面上我们还是夫妻，他的存在，还可以掩护我，让国民党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正当我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时候，我感到我的身体无法支持。不知为ฦ什么我每天下午发烧，时间长了，人没有点精神，疲累不堪，我怀疑ທ是不是我被传染上了肺病。我去医院照了片子，但没有结果。这个ฐ医生这样说，那个ฐ医生那样说，吃了些药，毫无效果，就这样每天继续发烧。我先还瞒着母亲，人放在心里着急。后来病越来越厉害，整日整夜咳嗽，咳得头痛脑涨，不能平睡。我真害怕了，我不能不担忧。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将怎样呢？各种各样的想法，啃着我的心。我已经受尽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好像对我倒是种解脱。人世间任什么我都可以不留恋，都不牵挂，母亲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丢掉。但我只有桩至死难忘的心愿，我定要回去，要回到党里去，我要向党说：我回来了，我没有什么เ错误。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เ条件下都顶住了，我没有做件对不起党的事。但我知道，由于敌人散布的谣言，现在我处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着，无法为自己辩白，洗清倾倒在我满身的污水，我还陷在深井里。这样又拖了个多月，病毫无转机，我只得向母亲说：“妈！我得花笔钱了。不是住普通病房，我要找中央医院的内科主ว任替我治病。听说这个主任医术高，只是非常势利眼，对头等病房的人才看得仔细，对普通病房的人就差得多了。妈妈，我得设法弄钱。可是从哪里来钱呢？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我想他是能答应的，他父亲有钱；不过定得还他。你看你还能从家乡想点法子吗？”我母亲看见我的态度认真，感到เ事态严重。她担心地说：“你自己的病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自己做主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的为人，你是了解的。我生都不求人。凭我几十年在家乡的点信用，几百元钱还是可以张罗得到的。你千万不能ม耽误，先借点钱，治了病再说。”我小的时候，父亲病重时，母亲即刻把她的陪嫁衣服首饰古玩家具全都卖了，替他请医买药。父亲死后留给她笔笔大大小小的债务。她便把全部房屋田地变卖得干干净净，还清债务，只剩下担儿女压在肩上，离开故土，到县城里自力更生，以小学教员的微薄薪金养育我长大。后来我能写作拿点稿费，却因自办出版社亏本负债，最后还是她寄来三百五十元偿清债款。这两年，我自然更没有分文能给她。在湖南乡下，林儿就全靠她双手撑持，我连问都不敢问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现在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中ณ，我又病倒，除了再向她伸手，别无办法。母亲几十年来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把什么都耗在我这个ฐ孤女身上了，我什么เ时候才能为她的苦心痛痛快快地哭它场！？妈妈呵！这是由于我的不孝吗？是你的命苦吗？你是那样热情地以助人为乐，那样胸ถ怀坦荡，把痛苦踩在脚下。我是你唯的女儿，我什么也没有给你，却总是拖累你。我定要学到如你那样坚强，我要活下去，为人民做事，对国家做贡献。我不能倒下去！至少我不能把我个ฐ人应该承担的负担再交给你，我应该洗清自己，还你个干净的女儿。那末，好吧，让我先治好病，然后再步步地向前走。有你，亲爱的妈妈，我应该无所畏惧了！
第二天姚蓬ศ子从芜湖回来。我请来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就诊。他显得很有把握似的说是肋膜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进了二等病房，单间，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次交了两百元住院费。果然，医生护士川流不息地来到เ病房。主任说先治咳嗽，又照ั片子，又电疗，又打针。可是仍不退烧，热度有增无减。白天，我烧得认不清人；方令孺来看我，守在我身边，我也不知道。但到了夜晚，由于用冰凉的酒精擦身，我才比较清醒。我按医生说的，临时雇了个保姆守夜，她为ฦ我全身按摩，这样我才感到เ稍安。我心里昏沉沉的，灰暗暗的，什么痛苦，全无所感觉，人都麻木了。但我仍有心香炷，默默祷告着：“我不要死呵！不能死呵！天可怜见，让我活下去呵！”我注视着窗外，万籁俱静，我揣测着明天，盼望有个好天气。
就这样，我盼望着，拖着，人消瘦了，满头的头发脱光了，但却慢慢活过来了。内科主任说得的是伤寒病。我不知道是那ว位内科主任把我救活的，还是我自己้逐渐好起来的。我住医院的钱花光了。秋天了，我可以出院了，我该出院了。天，我又悄然回到เ了苜蓿园。苜蓿็园自然不是家，但它是我暂时栖息的地方，也是我将重新起飞的地方。
九三五年的个ฐ冬天完全是母亲个ฐ人撑持着熬过来的。她现在无心给旁้人看病了，也不再谈那些治病救人的事，只心意照看我个人，这个她从小带大的唯的女儿。她已๐经是个ฐ老妇人了，又离开了故乡故土，对别的都是无能为力的了。她要服侍重病初ม愈的我，还要照顾两个ฐ孩子。她已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她只用她的坚定的耐心，顽强的沉默，让我相信她还是可以把担子挑下去的。她把她最后的点存款，是每月存二元，积攒了五六年，为林儿存的笔零存整取的定期储蓄，计划十五年后次可以拿上几百元，这是老祖母最后苦心为她可怜的孙子点滴省下来的血汗钱。这时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起拿来还了姚蓬ศ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的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ๆ下，我怎能在姚â蓬子编辑的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当时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我想革命者发表文章唱歌演戏总应该分清在什么场合嘛！化名是骗人，也是骗自己。欺骗总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我如果要写文章，不能用假名，二不能在国民党的报纸刊物上发表。过去生命可以不顾，坚持过来，目前这点困难却不能忍耐熬过吗？冬天虽然寒冷，是可以熬过的。过了冬天，就该是春天了！不会没有春天的。我就像条死而不僵的小虫，带着两个小孩，在慈母的怀里，再熬过这个冬天吧。
二十三春暖待花开
苜蓿园是不会有春天的，但世界上却依然波涛๙汹涌ไ，激奋人心。我在床上读到报纸，看到เ“二九”青年学子的进军，我的心随着大队滚滚前进。我要跃起，要飞出去，要投身到革命的烈火里去。但是目前我的处境，我该怎样呢？我没有忘记我是不自由的。我怎样才能逃出这四壁铁墙似的囚笼？逃出来了又到เ哪里去？哪里能够安生？哪里能有革命者的自由？怎样才能成功？才能万无失？我反复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动，党怎能ม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她的援救呢？我想，第步便是要写文章。我本来是写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过自己้的文章，发出信号。于是我努力振作起来，拿起搁置了两年多几乎生了锈的笔，我沿着自己้的创作路子，用心用意，写了松子，接着是月二十三日团聚等。松子发表在萧乾编的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曰大公报的副刊文艺。月二十三日发表在九三六年七月叶圣陶主编的纪念开明书店成立十周年的专辑十年。团聚发表在九三六年九月文季月刊卷四期。文季月刊和萧乾主编的文艺都是以鲁迅等左翼战士为ฦ支柱的。叶圣陶从二十年代起，长期来直都是站在民主ว革命的边，在复杂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洁身自好，忠实地维护革命。他们都是中间偏左，与反革命的国民党是绝不调和的。国民党也讨厌他们，不会放松他们，但知道他们并不是共产党，不得不表面上缓和点，宽容点，以装潢他们的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第二步，我稍稍开了点门。老朋友谭惕吾来看我了。当年她虽是国民党党员，以国民党党员的面貌来看我，却仍然保持着九二四年时对我的纯真的爱护与关心。她告诉我，听说我被绑架后，她曾经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她明说国民党对我是不会宽容的，曾想杀我灭口。只是因为ฦ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没有敢动手。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ä个ฐ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了点芥蒂。原来在九三三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ร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ฦ他同我母亲也熟。九二九年我们两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二。四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们和我母亲往二层楼。九三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ณ。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十天，即五月廿五日，沈从文还写了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五十二号五十三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主编胡适写了则ท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๐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ร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å，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六月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九三四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ฐ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他见我在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钱，养息身体。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
跟着翻译家高植也来了。萧乾也来了，他是为大公报的“文艺”拉稿子的。现在表面上我有了点自由á，我可以自由会客了。但实际上，我只是为ฦ着要飞出去，希望要找到我想找的人而制作的些烟幕。我希望我能给人点印象，在国民党的眼中，如今我真的成了个顺天知命的人侍奉老母的孝女，安心于有个可以苟安的窠巢ิ。我以这种姿态迷惑敌人，松懈敌人的防范，然后我才有可乘之机，才能远走高飞。那末暂时就让群不理解我的人，甚至是不可能ม理解我的人，好心也罢，坏心也罢，去猜测，去胡言乱语道吧。
这时，我得到เ个对于我是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得到李达夫妇的消息，他们于九三三年迁居北平；现在李达仍是个著名教授。果真如此，我可以从他那里找到เ条缝隙了。这条缝隙也许能透出缕阳光，真是太好了！
李达是九二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大的代表。大最后天的会议移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便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联系布置的。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曾在上海声明脱党，不参与政治活动，而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术研究。他翻译论述唯物辩证法的专著很多，成了著名的学者。九二二年我在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曾是他的学生。那ว时他主持平民女校的工ื作。九二八年以后我在上海，与他们夫妇过从甚密。九三年胡也频被捕遇害，我曾避居他家。他虽然不倦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ว义，但对党内某些工作，某些人的工ื作作风，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过去我们谈话时，他曾几次劝我和也频只从事文学创作，不要卷入政治漩涡。我们没有听他的，个牺牲了，个又陷进牢笼；但他始终是而且经常是照顾ุ我的。他在政治上直是个严肃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แ者。平时，还常有个别ี党员同志去他那里。因此，现在我认为如果找着他，便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与党联系的机会，我要立刻๑与他们通信，得到回信后，我就去北平。
第三步，便是安排母亲和孩子们回湖南。这时，我不能ม把我的全部ຖ打算对母亲说。但母亲似乎懂得我的心情，她也什么都不说，好像命运已经这样安排定了，她情愿挑着这副重担，带着我的对儿女，勇气十足地于九三六年四月底回湖南去了。是的，即使我什么也没有说，她也不问，但她察言观色，能够体会到เ女儿的痛苦，女儿的向往，而且勇于挑起重担，与我分忧。她在九三七年收到我从延安寄给她的信后回信说：“我知道你定要回到你的大家去的，也相信你不会舍弃我们这个小家的。”多好的母亲呵！我把当时几篇文章换来的稿费全给了她。她来信让我宽心，说她的挚友蒋毅仁可以照顾ุ她。蒋毅仁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视和排挤的，因此她长期独住在常德。母亲便住的常德忠靖街蒋毅仁的房子，可以不付房钱，而且还可以把租出去的另外几间的租金，每月挪来作家用，这幢房子是用我母亲的名义แ实际是她的女友蒋毅仁平日点积蓄买下来，为ฦ自己้养老送终作准备的。母亲告诉我这些，是让我知道，在困难中，在战乱的年月，蒋毅仁对她对我的子女都有份很重的情谊。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把母亲接到เ北京，毅仁不愿离开故土，我便按月寄十五元生活费给她，直到她离开这个ฐ人世。
二十四今天是我的生日
九三六年的五月十四日，是我三年前被绑架的日子，我去北平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从沈岳萌沈从文的胞妹处要到เ张去北平的往返免票。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这种免票凡是铁ກ道部ຖ的职员都有，不论旅途远近，都可以乘坐。同时我去信给李达夫人王会悟，告诉她我要到北平看望他们。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的打算，说大约两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于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这天谭惕吾方令孺恰巧都来看我，看见我情绪很好，都诧异地问我：“有什么高兴的事吗？”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这天曾经是我的死日，现在又变成是生曰了。”她们始终没有弄懂，还以为真是我的生曰。
大约就在两天后，我个ฐ人悄然地离开了苜蓿园。我带了几件换洗衣服，装ณ在个普通的麦秸编织的提包里。走到路口，我回首望了望这屋子的茅草顶，也许就要同这间屋子永别了，同这三年来的痛苦永别ี了，我可以找到党的关系了，我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压制不住心的跳动，真以为自己长高了截，脚不是站在地上似的。
我刚走到中山路口，准备乘公共汽车，斜ฒ路忽然走出来个人，顺ิ手把我的提包抢了过去。我大吃惊，转头望，原来是韩侍桁。韩侍桁是九三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那时左ุ联常派自己的盟员去大专学校讲演，在学校建立左联小组或左联领导的文学研究会，我和韩侍桁曾有几次道去；我还去过他的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左联，仿佛听到过有人传说他的坏话，但不很确实，我只能将信将疑。这时他在南京正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翻译本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大概ฐ是这样奉书，书名记不清了；我搬到苜蓿园后，他跟着姚蓬子来过次；这年春天，来得多了几次，暑期中还问我要稿子。他说他打算编辑个杂志，定名今代文艺。他表明，这个刊â物是另个左翼刊â物文学界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