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了封信！到北大荒后我很少收到来信，我们是被遗弃了的人，哪里会有人给我们来信？即使还有挂念我们的人，我们相信有几个人会为我们惋惜，只是他们怎么敢给我们写信呢？！我们也曾暗暗企求哪天会从天外飞来只鸿雁，让我们知道点人世的消息，听到曲短短的美丽的音乐。可是我们又希望谁也不要给我们来信，我们最怕听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熟人因我们而落到像我们样的境地。这是最可怕的！因此我们虽然十分想念世界上曾经与我们有过关系的亲人朋友，但我们不敢，不愿和他们再有什么เ联系。现在竟然收到封来信，立刻像有千万个电子射向我脑子并且四散传播，挤撞。这是谁的来信？有什么样的消息？是祸是福说不清有多少个人的形象在眼前转动，有多少个声音在耳边响动。信封上的字迹使我马上明白了，这不是儿子的来信吗？是从遥远的列宁格勒寄来的呵！我还是七月间刚到这里时给他去过封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北大荒安了家，我说了许多使人愉快的话让人放心的话，我也说过相信他们放心他们，反复叮嘱他们要听党的话，我还违心地告诉他，我确有错误。我心里多么想得到封回信，让我知道他的情况，但我又担心他因此得祸ຖ，不希望他给我来信。他没有给我回信，我又高兴，又失望。怎么今天竟回信了？出了什么事吗？这是个深情的孩子，有理智的年轻党员，但他能顶得住吗？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太大了。
这时，我的孩子蒋祖林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他八岁到延安，是党把他培养长大的，准备派去苏联学习，还在待命。那年他正当十八九岁，秉性淳朴大方，深情却不窄狭，懂事明理，没有些干部子弟的坏习气，不骄傲，有礼貌。在这样众多人面前，我觉得有这个儿子，是很幸福的。我从来都希望他快快长大，长大可以成为ฦ我的朋友，成为可以同我谈心的朋友。九五三年他去苏联学习潜艇制造，学期较长，九五八年还没有回国。他现在该怎样了呢？他定为我们伤心透了。我最难过的就是我使他们也陷入了不幸。我又完全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我的对可爱的孩子，我只希望他们坚强。他们怎样理解妈妈都可以，我只希望他们切莫悲哀，切莫丧失希望信心。但怎么能够呢？想到他们当前的处境，我的心就比什么都乱，恨不能捶打自己，怎样才能挽回这悲惨局面呢？
现在个ฐ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显得十分空阔。没有来客，用不着有人听门。电话机如同虚设，等着机关派人来拆走。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自个儿开着。太阳虽然仍旧照射，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月亮更是冷冷清清。春天的白曰原来就长，可是夜晚也不觉得短。用什么เ打发这漫长白昼和思绪万千的长夜呢？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反抗，可以嚶嚶啜泣，可以长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ม像只癞蛤蟆似的咕咕地叫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虚伪的声音。安徒生写过篇童话，说个公主被妖法制住了，变成个ฐ癞蛤蟆，整天咕咕地叫，只有到夜晚，才能恢复她原来真实的样子，个美丽的公主ว。我不是美丽ษ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个有尊严å的人，是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เ能挂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咕咕地叫，说着不是我自己้心里的话？我得承认我是“反党的”，是“反社ุ会主义แ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呵！我的确没有反过，从来也没有反过。但有人咬定这么说，我就得跟着说，心里不愿，但嘴上得承认。我心里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但我却不能ม“顽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么เ呢？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我只有相信党，我想总有天党会搞清楚的。我定要等到เ这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到เ这天。我虽然有过迷茫，但是我想来想去，许多熟悉的身影在我
写“三八”节有感时，我已๐经搬到了文抗。因为ฦ九三九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就想以陕北革命为题材写本小说。为此曾找张秀山等陕北的老同志。但那时陕北革命中有些重大历史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有些事不便细谈。后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开过高于会，弄清了历史，我写这本书的念头又活动起来了。我找了高岗，他表示欢迎，建议我先到绥德走走，我的心更动了。我怕博古同志不放我，我便先找凯丰同志，他同意了，我又去找中组部，中组部也同意下调令。我这时才敢告诉博古同志，并且以暂住的客人的身份很快搬到เ文抗，借住在罗烽同志的母亲的窑洞里。随后舒群同志搬到解放日报社接替我的工作，我就搬进了他住过的窑洞，“三八”节有感便是在这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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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清晨，我在前门车站雇了辆人力车，赶到เ复兴门宗帽胡同三号。我跨进大门，直奔外院的北屋。王会悟刚从床上起身，还没扣好衣服，见是我便大叫起来；她的孩子们也都从里屋跑出围了上来。王会悟什么话都来不及说，拉着我问道：“你来北平太好了。我问你，你准备住在哪里？”我答：“就住在你这儿。”她大笑道：“这就好了，你要是住沈从文家，我可不答应。”我答道：“我怎么เ会住在沈家呢。”
方令孺是个诚实大方的人。抗战初期，我在延安时，曾经向她要过部ຖ昭明文选，那是因为ฦ毛主席曾经对我说，他缺少部昭明文选。她特地买了这部书寄给我。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人说过，只是悄悄地高兴为别人尽了点力。她知道我是为ฦ谁要的。
这间睡房是这家院宅倒厅的侧屋，通厅子的门从外边锁上了，进进出出得走厢房。厢房没有住人，就成了过道厢房有个门通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妇住的。门上挂着门帘，我从来没有窥探过。也许这个门从那边锁着的，根本也走不过去。厢房外是天井，上边小块天。天井前边是倒厅，走过倒厅是屏门，再走过屏门就该是大门了。在平常这是多么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后边是堂屋，堂屋后边是后院，大约都是南方แ老式屋子的式样，后房哕厨房哕下房哕后天井哕，这都在我的视线以外，我也无心去走访。
八越墙逃跑吧！
冯达忙着申辩：“不是我，你能听我解释吗？”
九二四年我来到เ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致的挚友王剑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际遇刺痛了我。我虽然有了许多新朋友，但都不能ม代替她。我毫无兴味地学着数理化，希望考上大学，回过头来当个正式的学生。我又寂寞地学习绘画，希望美术能ม使我翻滚的心得到เ平静。我常常感到这个世界ศ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前进。可是向哪里前进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还挤不进去；于是我又读书，这时是颗比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读些读过的东西，感受也不同了，“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我心头闪烁。我寻找过去被我疏ຕ忽了的那ว些深刻的篇章，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ณ国，多么不幸，多么เ痛苦，多么黑暗！啊，原来我身上压得那ว样沉重的就是整个ฐ多难的祖国，可悲的我的同胞呵！我读这些书是得不到เ快乐的。我总感到เ呼吸迫促，心里像堵着堆什么，然而却又感到有所慰藉。鲁迅，他怎能ม这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๑地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解剖得这样清楚，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难道我们中华儿女能无视这个有毒的社ุ会来侵袭人，迫害人，吞吃人吗？鲁迅，真是个非凡的人吧！我这样想。我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买刚出版的新书，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我总想多读到เ些，多知道些，他成了唯安慰我的人。
又过了半个月的样子，忽然收到剑虹堂妹从上海来电å：“虹姊病危，盼速来沪！”
那ว时，我住在上海慕尔鸣路。我觉得很奇怪，她和蔡ກ和森两个ฐ人住间房子，但简直不像屋子里面有人。我从来没听到เ他们在屋子里面的谈话声和笑声，进门看，他们常常都在读书。她的些很平常很简单的事，在我都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她是我们女性里面最了不起的个ฐ。当然，她有很多事迹，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当时，我没有读过她的文章，而且，也不容易读得懂ฦ。后来，我听说万恶的国民党把她捆到湖北码头杀害了。这就像砍掉我的头样。为什么他们把这样的人杀了呢？为什么这样个妇女，这样个ฐ了不起的人却被杀了呢？
第2章遥远的故事
当我们走到条岔道边时，推着自行车走在我后边的那ว名“解差”忽然命令道：“转弯走。”就是说要我走条去二十队的小道。我有点迟疑ທ了。走大道路上碰见的人多，常常碰见群群小孩，在几个ฐ大点的学生的唆使怂恿下，他们会跟在我身后起哄，边跑边叫，当着好玩。“打倒丁玲！打倒大右派！”有时还会飞过来几块小石头子。造反派以此得意，他们彼此笑着：“看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得多么广泛深刻，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嘛。”但我更怕走少有人走的小道。如果在这里遇到两个坏人，看前后左右没有行人他们更会耍尽威风，有时用拳，有时用棍，有时还会用手中的锄头镰刀朝你砍来。我真怕，我得拼命快跑，有时得挨两下，有时便狠狠地被饱打顿ู。想到这里，我不愿拐弯。但“解差ๆ”用自行车横撞过来，我退到路边，他又挤过来，接着嚷道：“叫你拐弯嘛！”我只好听命拐弯，走进果园苗圃里条小道。这里行人很少，我有点心悸。但那位“解差”却变刚才的凶相，很平和地说道：“把行李放到车架上。”我下不能ม理解他的话，回头望望他。他本正经地又重复了遍，看来不是开玩笑。我才放心，并且暗暗欢喜，因为ฦ我已经被肩上的那四件小行李压得喘不过气，战争时期经常行军，我也没有背过这样多的东西。这几件行李并不十分重，我是勉强拿得动的，只是又要走路，还要快步走路。他可能ม看出我的狼狈样子，才发了善心。我用发抖的手把网兜放在地下，又从肩上卸下那ว两小卷铺盖床薄被子条褥子放到他的自行车架上，还可以放上个网兜。我身感到轻松，用衣袖擦了下脸上的汗水，再拎起剩下的个网兜。而且稍稍放慢点步子，我也不敢去多看几眼那ว个“解差ๆ”，怕惹怒了他。可是我心里却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ใ情，为ฦ又碰到个通情的人而高兴，把适才的担心愁苦都放开边了。
六晒肥场上的遐想
走了大段路，才走出果园，转到条上坡的大道，不远便到了二十队。再走过几个小坡，便看见坡下场院里满是人群正在那里劳动。“解差ๆ”命令道：“你也去那里干活去，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你的宿舍去。”他拿过我手里的网兜，就个劲上坡向队部ຖ宿舍那个方向去了。
我放眼看，啊！真热闹啊！满场院都是人。我怯生生地走拢去。个ฐ中年人，留有络腮胡子，远远看见了我，板着脸，恶狠狠走近来，抛给我个钉耙，厉声道：“就在这里翻晒肥料。老老实实，不准耍滑偷懒！”我接过钉耙，就在这满场院铺晒拌了药的土疙瘩当中走开了，边走边推，把这些肥料é翻松扒开来承受阳光。啊！我自己也该尽情地承受这久别的阳光。
但我不敢昂头，我悄悄看到有群青年，兴致很好，在这大场院里来回走着，他们大声吆喝说着，笑笑闹闹。好在他们谁也不看我，不屑于看我。我开始的紧张，慢慢松弛些。我好像感到，也可能ม是我有意去想，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九六六年，麦收时，我主动要求下队劳动，也曾在七队的摊满麦粒的场院里用耙子来回走着推着，翻晒新麦。虽然那时七队的指导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我表现亲切，职工们也似乎有了点点隔阂，但他们还是让我们去为他们布置农忙时节的俱乐部，设计，画光荣榜等。每天都客气地把农忙时特地加添的顿下午饭，炸油条或是两个热呼呼的大肉包子送到我们手上。
还有几个曾经接近过我们的工人和家属北京青年，不时地和我们说几句话。而最使我能比较坦然地在那里劳动和生活的，是邓婉荣也在七队参加劳动。她同我们道从场部下来，她还时时照顾我。而她在七队，谁对她都熟ງ悉，都友好。她的垦区标兵的荣誉称号，就是在七队每年评比中，公认选举出来的。在表面上她在七队是个普通工人，但她在队上享有百分之ใ百的信任，在七队她是个ฐ权威人士。那个ฐ时候只要我跟着她，就能得到安全，七队的老职工们是不会给我点点难堪的。而且她在场院奔走忙碌，是霞光四射的，我会因为ฦ她感到劳动的愉快。现在时过境迁，我被揪到เ二十队，情景大不样了，但那种过去的淡淡的回忆仍使我微微动情，我会稍稍忘记眼前的艰难险峻。难道这群年轻人不可爱吗？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哈尔滨来，他们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离开优越的生活来到这荒芜的边疆，他们自然多少会有远大的理想和劳动热情，我应该把他们当做老师，像过去我对邓婉荣那样。我愿意相信他们。我几乎以为ฦ切都会很快变好起来。虽然心里还填满了刚刚离别陈明的阴影。
七“你还配睡午觉！”
中午收工时，那位“解差”又来了，他把我引到间集体宿舍里，指着靠房门的张小木床道：“你就睡在这里。把东西收拾好，再到食堂去买饭票。马上就开饭了。”这是间很大的屋子，南边窗户下有铺大炕，可以睡八九个ฐ人。炕上铺着花花绿绿的床单，摺放着几床厚厚的棉被。东边也是铺大炕，可以睡四五个人。我的床紧ู靠西墙，床的两头都有点点空地方，南头码着摞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箱子。北头靠门的三尺来宽的空地方，放着水桶扫帚ຐ之类的杂物。屋子中间是堵米半高的火墙，从北到南约有三米长的样子，火墙南头留了条小道。这道火墙把我和东边的炕隔开了，我只能听见她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人影。但睡在那边炕上的人进进出出都要绕过火墙，走过我的床前。顺着火墙溜支着个窄长的木架子，住在这间屋里的人所有的脸盆漱口缸镜子等塞满了这个架子。我稍稍整理下床铺，我已没有多余的东西，只能把换洗衣服和脸盆牙缸都塞在炕头底下和床铺底下。
我赶紧到食堂去买饭票。食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我远远站在后面，等所有人都打过了饭菜，我才走到窗口伸手递过五元钱买饭票。厨房里边那个同志似乎ๆ是个ฐ知青，伸出头来望我眼，又转过头去朝里边人喊道：“是那个大右派。”然后才转过来从抽屉里点了几张食堂的粮票菜票给我，还问：“怎么只买五块钱的？”我说：“以后再买吧。现在只有这点钱。”他又向里面的同伙说：“是个穷右派，装穷！几十万块钱，都藏到เ什么เ地方去了？！”然后又对我说：“乙๗菜卖完了，只有甲â菜，五毛
钱个ฐ。以后开饭早点来，你不能ม顿顿ู吃甲â菜。”我心里有点高兴，甲菜就甲菜吧，我已经个ฐ多月没有尝到เ肉味了。今天刚来，第天就吃顿ู好的吧。我把菜和饭端到屋外空地里，找了块石头坐下来。好在人们都在屋里宿舍里吃饭，没有人来这里打扰。我唯的希望就是我不被人注意，能够让我默默地好像没有我这个人那样，像条牛匹马那样无声地劳动着，那样我才会感到เ我的存在，感到世界上还有个ฐ我。我可以从那样个ฐ安宁的小世界里找到点点存在的乐趣。吃完饭的人都回宿舍休息去了，食堂内外慢慢人少了，我也吃完了饭。我想，我也该休息会儿了。我该点燃支烟解解乏，松弛松弛绷得紧紧ู的神经。我需要支烟张床，哪怕很短很短的时间，会儿也好。于是我踽踽慢步走向那间让我栖身的大宿舍去。
同屋的人早回来了，全是二十岁上下的活泼健康的女孩子，全是我平日十分喜爱的姑娘们。但是，现在，现在她们是神圣的革命女将，造反派的战友。她们没有我在面前时，大概都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嬉戏打闹。可是只要我出现在她们面前，她们就都鸦雀无声，变成了威严的罗刹。为了不惊扰她们，我的动作很轻，甚至呼吸也很轻。我悄悄进了屋，坐在自己的木床上，想等她们睡了觉我便也睡会儿。
我轻轻地从怀里拿出包大众牌香烟，我还没有打开烟包，就听到个姑娘失声大叫道：“烟！香烟！还抽烟，你们看，她还抽烟呢！”跟着就有人冲过来，站在我床边，叱道：“什么เ东西！不准抽烟！”我冷冷地看着她，看着她那副傻相，想骂她两句，但不知为什么เ，股可怜的心情压过了切憎恶的感情，“唉！她怎么会变得这样蠢，真像只野猫。”我拍拍灰，把烟包塞在枕头底下。这可能ม是由á于已๐成为我的逐渐习惯了的顺从，可以少挨些打。同时也夹杂有无理可说，对牛弹琴，懒得周旋๙的情绪。
我正想睡下去，到农场以后，我早就没有了睡午觉的习惯，但实在太累。可是我还没有倒下身去，又听到火墙那边有人叫了起来：“她怎么也敢睡觉？！她怎么能和我们样？我们是革命派，她是反革命，我们休息，她也休息，那怎么成呢？”另个人也说：“对，总得有点区别。”于是好几个人都嚷起来：“对！对，不能样！”好几个人从那边走了过来，逼着我说：“出去，出去！下地干活去！你还配睡午觉！”我站起身就向屋外走去，脑แ子膨胀得厉害，心想：怎能这样不讲道理！
八禁烟
屋外太阳很暖和。风微微地扫过我的全身，也好像扫去了压在我心头的愤懑。我往哪里去呢？我慢步向场院走去。小路两ä旁้是刚ธ刚耘过的松土，等着去种植，有些地方แ已经冒出各种各样的嫩菜，有韭菜，有小葱，还有很小的白菜叶子，或是豆芽。呵！万物都在这和煦而温柔的春天萌芽生长。种爱念涌上我的心头，我真想拥抱什么。我的步伐轻了，我的眼睛明亮了。我走到这条小路的尽头，又横拐过去。我遥遥望着坡上的那排房子，那大约是队部。我过去来过次，它的东边是机车房，看得见里边还停的有两部机车。再过去大约是宿舍吧。厨房好像锁了门，个人影都没有。我尽情呼吸着新า鲜空气。我还是去年夏天在畜牧队劳动时呼吸过这样的空气，也曾在没有人影的大自然中独自徘徊。多舒畅呵！
我走到间放农具器材的保管室。房门上把大锁，静悄悄的。我找了块阴凉的屋角，在地上坐了下来，抬头回顾，不觉把手伸进衣袋，拿出盒新的烟来。我真高兴，还有这包，现在该我享受会儿了。我正要划火柴，猛然从我背后伸过来只手，手里拿着打火机，咔嚓响，火燃了，我吃惊地转身抬头去看，原来是我住在八委的
个邻居，这个老李太好了。他低声地说：“我碰见老陈了。他回家取换洗衣服，他要我告诉你，他被分到เ队，过两天他会把你要用的东西送来，让你放心。还叫我照ั顾你。你需要什么เ，有什么话，告诉我好了。我会告诉老陈。”他说完，转身就朝库房后边的条路走了，走得很快，会儿就看不见他了。老李，你真好呵！足足有十个月没有见到你了。以前许多夜晚，你常在我们危难中ณ出现在我们的小屋，给过我们许多可能的帮助，我直感谢你。现在你在二十队，在我困难中ณ又伸出手来，我是多么为你的出现所震动呵！
我再去抽烟，原来烟并没有点燃，然而远处来了人。我拿着烟踌躇着。难道我就成天躲着偷偷地抽烟吗？我想着那ว满屋的年轻姑娘，她们都不抽烟。即使她们不干涉我，不禁止我，我也不应该个人把那间充满了年轻人的欢乐่的宿舍弄得乌ไ烟瘴气。何况我又只能ม抽大众牌。陈明虽说给我买了比较好的烟，可是只有几包，抽完了也难以为继呵！我们在“牛棚”里住着，偶然还能见面说话时，陈明几次劝我，无论如何，不要再抽那ว大众牌的白包纸烟了，那里面的杂土杂物太多。我也曾下决心想戒掉它，那末，现在就下决心戒了它。这同那ว些我面临着的政治上的难题，两ä相比较，真是轻如鸿毛。戒烟有什么了不得为ฦ难呢？第二天，我把几包好烟悄悄地送给位种菜的王老头了。
九鱼肝油丸
从九六八年六月底被揪到“牛棚”后，头两个多月陈明还能ม常常托人给我捎点钱和东西，还有轮流看管我的那ว四个家属对我也还算宽待，我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可是十月间，“支左”部队进入农场，农场的造反派两派都喊“大联合”，打砸抢之ใ风表面上减少了，可是揪进“牛棚”被专政的人却更多了。所谓牛鬼蛇神们的正常工ื资合法存款都被冻结，这时陈明也被勒令进了“牛棚”。他平日对经济钱财太不经心，两个ฐ人过冬的烤火费也没有领，两ä手空空就进来了。负责看管我们的人宣布，关在“牛棚”里的人，工人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家属发八元。他们告诉陈明，我只有八元，因为我到农场后，从来不领ๆ工资，因此只能按家属待遇。这对我确实是无法生活下去的。陈明向他们百般解释说明，全都不听。最后总算找到条理由，陈明说，丁玲在农场直享受公费医疗，这证明她是职工，不是家属。造反派查证属实，这才答应每月也发我十五元。但从此我的生活更加降低了。陈明在“牛棚”得参加重体力劳动，饭量比我要大些，我几乎每月都留给他两元钱的饭票，这样，就得对自己卡得紧些。饭吃得少了，还仗着我素来体质较好，没有什么大病，菜也吃得差些，常常只吃点咸菜，以为没有什么เ关系。到二十队以后，离陈明远了，更不敢花钱。刚到的第天，吃了个ฐ甲菜，以后就再没有吃过甲â菜，只吃咸菜时多。后来食堂伙食改为包伙，十二元钱个ฐ月，钱花得多点，但仍然吃得不好。有个晚上，我去为同屋的革命小将们提洗脚๐水，只觉眼前片白茫茫，模糊糊，看起来是平展展的条平路，但脚底下却是高高低低。不知怎的，我碰到块石头，下就摔倒了，把水泼了地。幸好水不十分烫，我身上腿上都渍满了水，总算没有烫着，我摸着爬起来，又去水炉边打水，走在路上感觉仍是那样。我提着水桶，每桶，只有小半桶水，便步挨，总算回到了宿舍。我悄悄用眼四面打看，亮处都还清楚，但到เ模模糊糊的地方แ，就觉得眼前有两团黑红黑红的云。我又试着外出，仍只觉得脚๐底下是平坦坦的片淡白色的光。我没有吭气。第二天我再试验，白天看什么都样，就只到了晚上又像头天晚上那样。我又试了天，还是那样。我心里明白了，我有点害怕，如果长久如此，或者更发展下去，我将怎么办呢？这大概ฐ就是夜盲症！
这天上工ื时，我请假到队上的医务室看眼。我找到了医生，医生看了看没说什么，在药柜子里拿了小瓶药给我。我问：“什么药？”医生说：“维生素。”我又问：“管事吗？”他说：“管事。只有这半瓶了，每顿吃三粒，每天吃九粒。”我又问医生：“这是不是夜盲症，能好吗？还会更坏吗？”他边叫另个人看病，边冷冷地说：“你以后要吃得好点，是营养问题。”医生不理我了，我只得退了出来，紧紧ู握着那半瓶药。瓶签上写的“鱼肝油精丸”。服法是每顿两粒，医生嘱咐我顿ู服三粒，不管它，多吃点，大约是集中火力打歼灭战吧。可是同时我心里真凉透了。这几粒药能ม管用吗？我真希望这是灵丹ล妙药。可是万不好，怎么办呀？我的眼睛千万不能瞎呵！
连吃了三天药以后，我的视力有了变化，明显好转了些；五天以后，我的视觉已经恢复正常了。晚上出去提水，能辨认出路的高低。眼前那ว两团黑云逐渐淡了，甚至好像没有了。个星期后，我确实好了。药也吃完了，我再到医生那ว里去，想再拿点“宝药”，巩固疗效，还想悄悄留แ下几粒，万眼病再发，处境更坏时，我可以不找医生，有备无患呀。但医生说，鱼肝油丸已经用完了，要等下次进药时才会有。他总算非常好，又给了我瓶多种维他命，我真感谢他；直到现在想起这事，我还打心眼里感谢他。尽管他后来也对我不好，寒冬腊月，我患感冒，他还叫我做杂事，夜晚去医务室看炉子。我觉得这有点过分。我心里曾不免为ฦ此难过，觉得他是医生，也参加到欺负我的行列，他不应该。不过，他的确给了我半瓶鱼肝油精丸，挽救了我的双眼。后来我有机会就宣传这件事，既是宣传鱼肝油丸的灵验，也是对这位医生表示ิ感谢。
十任人差使
生产队的劳动安排都是在早ຉ晨小时的“天天读”后，由队长宣布，然后分别由á组长带着到เ各个指定地点去劳动。每天的劳动不样，地点也不同，有时分散，有时集中。我不算是工ื人，不准参加“天天读”学习，也没有资格参加集体劳动。我是个被干部ຖ工人或造反派的任何人都可以临时勒令差遣去千活的“犯人”。开始的时候，队上多是派我到马房，跟另外两ä个“牛鬼蛇神”道，清除马房内堆积得很厚的粪泥。这两个挂着“牛鬼蛇神”牌子的人，个是五十年代初ม建场就来的起义的或是俘虏来的国民党军的士兵，大家叫他老黄。这种人在这个农场很多。时间长了，经过教育改造，有的成了农场的中下层骨干。原来这些人的处境都差不多，思想上比较致，精神上都属于派。“文化大革命”来，因为各人站队的造反派观点不同，中间就有了分歧，有了亲疏。老黄这人还是很机灵的，他不属于哪派，只因为他女儿是另派的个ฐ活动分子，使他受了连累็，在这派势力的控制下，暂时便处于被专政的地位。但是看起来，他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他在我们二个ฐ人里的地位显得高些。果然不久，他就离开了我们，到เ水炉专门烧开水去了。
另个是解放前小地方的税务所的所长，刚解放时偷偷进关，继续贩卖毒品，被抓捕归案，判刑二十年。二年困难时期，各地生活实行低标准，他请求监外执行，就迁来农场，依靠儿子生活，农忙时做临时工，当杂工ื，赚点工钱，队上人都叫他老李头。他的儿子不在这个ฐ队，可是同这里大多数人是派。老李头貌似愚蠢，其实是比较会逢迎的人，“文化大革命”时他当然躲不过，被专政劳动，但仍可以拿到工资，只是稍微少点。在造反派眼里，他自然也比我高点。他们都可以住在自己家里，每天按时来上工，而且还可以有星期天。我和他们同劳动，得听他们差遣。我更不愿说话，也不看他们眼色，不拍他们马屁。他们也不找我麻烦，只稍稍同我划ฐ清点界限，这样倒好。
麦收时节，我也下大田，手拿镰刀参加劳动。有时为ฦ收割机打道，有时在小块地面人工收割。我手脚笨，直缺少劳动锻炼，割得慢；打靿捆麦也慢，常常遭受女将们的斥骂。夏天在大田锄草也是这样，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虽汗如雨下，总还落在群人的后边。只好在别人小休时我不休息，紧赶慢赶地跟上去。五十年代初ม我就有腰病，骨质增生，曾在大连医治疗养过。九五八年到农场参加劳动，虽然病势更加发展，但我觉得，经过锻炼，痛感似乎ๆ轻了些。不过像现在这样从早到เ晚，弯腰出力，劳动过头，我实在支持不住，手上磨出血泡，腰酸腿疼，我都不愿说，也无处说。我咬着牙，强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人家后边干。我认为我是可以战胜这些困难的。
天我正收拾锄头准备下地，给厨房种菜地的老王头把我喊住了。他让我去菜地拔葱。我犹豫地望着他，他肯定地说：“已经给队上说过了，你往后就在菜地劳动，去吧。菜都长起来了，伙房要用，要有人收。”菜地的活也多。我有时和几个老头起，有时就单独个人下菜地，收好了，麻袋麻袋背到伙房去。这几个老头都好，有比我小几岁的，也有比我大几岁的。他们都是职工家属。他们不革命，也不造反；同我在起，他们不问我过去，也不管我现在。他们把我当个ฐ人，不讨我的好，也不虐待我。老王头是这个菜组的头儿，他就是我第天到这里来同我说过话，并带领我上食堂买饭票的人。我把剩ທ下的四包好烟就是给了他的。我给他烟只是为ฦ了我决心戒烟，而在这四顾ุ无亲的环境里，只有他同我说过话，我是什么别ี的想头也没有的。他叫我来，可能他们缺少个专门收菜的人；也可能有什么เ好人看到我在大田里的狼狈样子，发了善心，讲了几句什么เ话。不管怎样，我在菜地里干活儿要轻松自由些，精神也就敢于有点点解放。我可以坐在菜畦的地埂上，眺望无垠的田野，欣赏着蒸腾的袅袅上升的雾气，望着那变幻无穷的云团，想着国家的未来，想着我个人的未来，我的希望真小呵！甚至小到只要能再见到陈明次也好。这几个老人，老好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他们有间办公室，是靠墙搭起的半间茅屋，房间不大，放张破桌子，有两ä条长板凳。靠墙根铺木板床，床上铺了破草席。虽然墙歪了，屋顶露光，可是可以坐几个人休息。他们按时上工，先到这里拿工ื具，他们的锄头镰刀都挂在墙上，种子用报纸包着放在抽屉里，还有吃饭的饭盒。他们吃饭喝水都在这间屋里。他们也不参加“天天读”，几个人碰碰头就下地走了。我的工作都由老王头指派。他从不计较我干了多少，只要我在地里就行。工时长，工作还是累的，不过再没有人骂我。当我不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的时候，我还可以在这间小屋里坐会儿，休息会儿。
十立竿见影的劳动
我几乎整整个ฐ夏天和个秋天都和这几个老头起劳动。这年夏秋之ใ间，有阵天天下雨。这里地下水位高，下雨，地下水上涨，茅坑里就更明显。厕所里每天上聚下渗，人人都以去厕所为ฦ苦。还是年轻学生聪敏，主ว意多。他们就勒令我天天去打扫厕所，不特要把板架上面打扫干净，洒上石灰；把去厕所的路面垫渣垫土，修得平平整整；更重要的是把茅坑里的粪水掏干。我要求领导请修理班的工ื人替我焊个铁瓢，绑在竹竿上。我每天站在厕所后面的坑边上，向下舀粪汤。这是全队的公用厕所，里边有墙隔开，头是男同志用，有七八个坑；头是女同志用，也有四五个坑。粪坑足有十二米长，三米多阔，两米深。夏天粪便随地下水上涨，离坑面只剩ທ不到เ尺，就要溢
出坑外，因此上厕所时人人叫苦。我从坑边挖了条沟，顺着坡势，把舀出来的粪水顺沟流到附近的块韭菜地里去。粪坑的面积大，我舀得很慢，天从早到เ晚，舀五六千瓢，粪水才下去尺多。但地下水渗得很快，过夜又会涨起来四五寸。我不由想到เ希腊神话里被神处罚的那ว个人，他每天从井里淘水，白天把水淘干了，夜又涨满了。好像我也将永世这样干下去样。但我还是有点高兴，因为我看着我的劳累是有成效的。不管怎样，粪水每天都浅下去截。厕所上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个人能气昂昂走进厕所，舒舒服服走出厕所。我心里还笑咧：“真是立竿见影哪！”秋天来了，天气也好了，厕所可以不再要我管了，可以直度过冬天，到明年开春。我好像做完了件伟大的工程那样舒坦。
十二把心磨炼出厚厚的茧子
在雨季里最感不方便的是我没有水靴，连双解放牌的胶底鞋都没有。陈明曾给我捎来过三十元钱。但造反英雄不让我买，农场的百货商店又没有适合我穿的。我只能穿双塑料底的便鞋。踩在泥地里打滑，踩在水里双脚给泡着。每天黄昏后，我就躲在这几个老头办公的半间茅屋里，用热水泡泡，洗洗。当时是熬过去了，到秋凉，我双脚全裂口了。收藏的点胶布也全用完了，脚๐疼得连地也不能下。去找医生，医生说：“这不是胶布能贴好的。”他给了我小盒凡士林，让我每天洗脚，每天搽油，叫我用块布把脚包起来，穿得暖和些。我只得把双破棉鞋穿上，下雨天就当雨鞋，这样裂口还是慢慢好了起来。好在冬天，陈明又给我捎来双棉鞋。第二年春天九七。年，还给我捎来双解放鞋，我坐牢时穿进了监狱，九七五年我出牢时，还给了我，我带到เ山西，九七九年我又带到เ北京，现在还在我身边。
秋天没有过完，菜地里的活少些了。给食堂喂猪的个老头同食堂管理员商量，让我帮他喂猪。这个老头已经七十五岁，比我大十岁。我从心眼里同情他，抢着帮他干。我们两个人共喂六十来头肥猪。我力气小，却常常抢着拌猪食。我只在九五八年和五九年用我特制的小水桶桶约盛二十斤挑过水，现在却是用大桶，桶盛四十斤。好在我可以装得浅点，路也不远，每天三顿，每顿ู十几担。他挑得比我多。他看见我勤快，能吃苦，就让我挑得多点，特别是去厨房挑泔水，那都是我的事。我只会用右肩，不能换肩，这样右肩肿起来块，每晚火烧火燎地，痛极了。我回想九五八年我们刚ธ到农场不久，陈明去修铁路，十天半月赶夜晚攀装煤的货车回家看我。每次回来，我都要看看他的红肿了的右肩，后来就有大块茧子似的厚皮，他锻炼出来了。我悄悄鼓励自己。我大约也可以锻炼出来的。我不只要在肩膀上磨炼出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八十斤重的水桶，而且要把心也磨出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无限重的精神上的痛苦，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倒下去，才能生活下去。可是，这路究竟还有多远呵！
十三医治我的不治之ใ症
来二十队后，白天劳动虽然累็点，还是能熬下去。后来在食堂的菜地干活，由于那几个老头对我的照顾，劳动不算重，有时还可以坐在地头休息下。只是到เ晚上，我的魔星就来了，我瞌睡得厉害。同屋的十来个革命女将却精神抖擞，兴致正旺。她们早晨起床比我晚得多，中午再睡两小时；加之她们年轻，精力旺盛。她们是些快乐的人，每晚她们都要举行个ฐ娱乐่晚会，唱语录歌，唱样板戏，唱她们各自家乡的小调。她们之中ณ，也可能产生未来的声乐家，有个别人的确唱得不错。她们只是为了炫耀她们无尽的幸福，她们需要大声呼喊，肆意狂笑。我原可以独自坐在小木床上，作为个ฐ观众，默默地欣赏她们的天真，只是我的眼皮即使在这样哄闹的响声之中也要慢慢地合下来。我也觉得我如果睡觉了，或是表现要瞌睡了，都是极不礼貌的。我总是熬着，拿张旧报纸好像在看，用来遮掩我的疲惫，但仍是支持不住。尽管我自己以为我是在专心听唱歌，但我会在报纸后边发出鼾声。这真不像样，真对不起那ว群正在兴高采烈地表演着的歌手。这很自然地要惹怒那群天之ใ骄子似的姑娘们。这时总有人跑到我床边用力摇撼我的木床，或者啪的声，拿起顺手抓着的件任何东西，把笤帚，或者是个ฐ小缸子等等，扔到我床上。我猛地下被惊醒了，我张惶四顾，发现了我的疏忽，我怎会睡着了呢，而且还发出鼾声，我使劲地大睁着眼，故意让自己想点事。但是不行，常常很快又睡着了；于是又被惊吓醒。就是等她们大家都安静地躺下来了，我去熄了灯，我放心地躺了下来，以为没事了，可我还是会很快入睡，等不到เ她们都睡着，我又先发出了鼾声。别人讨厌我睡觉打呼，我更讨厌自己打呼。以后，她们勒令我写张保证不打鼾的誓言贴在床头。我实在没法，只得跑到那个好心的医生那ว里求救，请他能给我点不打鼾的药。他说我胡闹，说这是生理现象，是无药可治的。可是我能说别人是胡闹吗？我还得自己去想方设法医治我的这个ฐ不治之症。
记得刚来二十队不久ื，有天下雨，大家都不出工ื，在宿舍休息；我自然不能休息。队上的仓库保管员曾经把我叫到仓库缝补麻袋。后来又把我叫去搓麻绳。这时我便想到搓麻绳了，我以为这样或可把我的瞌睡虫引走。于是我找到那ว位保管员，领来些麻，晚上当她们大家开晚会热闹的时候，我就搓麻绳。开始搓得比较慢，晚能搓五六米；后来快些，可以搓七八米，十多米，慢慢我简直搓出味道来了。天天晚上自己้和自己竞赛，总要和头晚的成绩比比，如果不超过就不罢休。队上有些人知道我在搓麻绳，常常有私人要用，跑来向我要，保管员也不问，只要我报告声就行了。我这个小小生意还很兴旺，我好像是个工厂老板似的，为我的劳动，为我的产品的销路而感到很满足。直到秋凉以后，才发现我粗糙的手心裂ฐ了许多小口子，长时间不好，这搓麻绳的工作才停止。我不由á不想到เ那些以搓麻绳为职业的人将如何应付他们这生的艰难。我希望这些人千万搞个机器，不要再用手搓。但是，我自己呢？我明白，像我这样，如果把手搓出硬皮来，从整个手心都长上层硬茧皮以后，大约还是可以适应下去的口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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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编后记
瞿秋白曾经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他说这话的时候，丁玲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不过是个刚刚ธ从湖南家乡来到上海的十八九岁的女学生，但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以他敏锐的眼力，高度概括地十分形象地极其准确地预见到了丁玲的生。
丁玲是个作家，但她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她不是书斋里的作家。丁玲九三。年加入左联，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就像只执著的飞蛾，充满热情地往无前地扑向革命，扑向斗争，扑向切火热的地方，即便翅膀被烤焦，躯体被灼伤，即便从肉体到เ心灵都被灼烧得伤痕累累，她的扑火之心却始终不改。这就是丁玲的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丁玲饱经坎坷跌宕起伏的生。
丁玲的人生经历极具特色，充满了戏剧ຕ性，充满了故事性，就这点而言，几乎可以说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个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本丁玲自述，就是通过丁玲之口，叙述了她“飞蛾扑火”的生。
本书申所选编的，都是丁玲记述自己生活与文学创作经历的文章，其中的些怀人之作，记叙了与她有过密切关系对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也留下了丁玲在某个ฐ特定时期的侧影，有助于读者对她的了解和理解。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和风雪人间这两部回忆录，是丁玲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详细记叙了她生中两个最重要最敏感的阶段，所以，虽然篇幅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