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日子，我们都上白班，她上夜班，彼此很少照面，但每天都在交流，我在上班前填好一词或写好一诗给她看，她在上夜班前也如法炮制，因为有了她，我觉得很开心很欣慰。我的打工生活不寂寞。
我说：“这里是广东省，不是河南，你们初来这里打工，离家千里，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我可以理解，也可以让你们派个ฐ会做馒头包子的来做早餐，但中餐和晚餐是不行的。我们都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省份，生活习惯都不同，每个人都要吃她自己喜欢的，那怎么行？你们来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生活习惯，而不是要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来迁就你们，适应你们啊！那如果以后来了一群少数民族的同事，是不是我们又要做他们的生活。”这件事情总算不费力就平息了，芳也对我多了一份崇敬。她觉得我行，可以镇住人。
那时我猜想妮子一定是个高大而苗条的女子，或许是大专生或许在家教过书的，她说我的诗写出了打工者的心声。特别ี是那《美丽的错误》更是说了出在外奔波的无奈，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说诗社ุ的社员们都想认识一下那个ฐ冒然闯入她们阵地的我。
几乎每一天，我刚到加班时间，华的电话准时打来，我们谈文学谈人生谈打工生活的甜酸苦辣，谈他从一个高中生一边打工一边读夜大，直到เ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也谈《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伽西莫多，谈托尔斯泰的抒情及安娜卡列尼那ว的命运。谈了很多，大有相见恨晚的味道。他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和素材，还有对写作的希望。跟他闲聊，我能充实自己的知识，丰富人生阅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成为太阳！
那只好委屈各位，你们在广东工作对吧，大家都在这里，谁也不用迁就别人。大家都吃广东菜，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就应该适应这里的口味，这里的水土，让自己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你们说呢？
离开后，我进了本镇的金耀五金厂做文员，实际是啤机部门的统计文员，刚开始分在办公室处理啤机部的每日报表、帮主管做事，其次是在办公室接电话、生活条件还可以，吃得是干部餐，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那ว个厂里人际关系有一点不好，写字楼里个个忙得很，没人管我这个新来的。我的上司是个香港人，姓林。我也是他招进厂的，他为人不错，一个名叫红英的湖南女孩教我。
有一次，公司十多万的货款就放在我和兴竹的枕头上，整整一纸箱，全是百元大钞ๆ。看着那么多的钱，我们一点也没动过歪心眼。田兴竹真是个不错的女孩，很好学。在大朗的《荔乡》过几篇散文，整天跟我谈论诗歌。那时，我又报读了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普及班、还有《湖南文学》的文学函授班。每个月寄过来的学员作品我都很认真地学习，找出里面的好的东西，以充实自己的不足。
六、辗转返厂，我几乎认不出原来的常平
1988年正月初十早上，父母用千响的鞭炮把我和海珠送到เ车站，挥手告别的那ว一刻๑，我看见母亲眼里有不舍的泪，奔涌而出。我是个ฐ坚强的孩子，我不流泪。经过将近2o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下了火车。坐上汽车一路走来，到了常平镇，几个月没见，现常平在建造雄师大酒楼，这是常平最大的建筑了。我们先把行李放进宿舍，而后又想去厂里看看，因为我们把厂牌忘在家里了，看门的保安又不认识我们，厂里几千员工，凭的出入通行证就是厂牌，我和海珠没有戴上厂牌，明摆着不能进。
这里我要重点描写的是刘小青，小青跟我是校友，在家挺能干，是块做小生意的料é。她比我早一年初ม中毕业离开学校，经常看得到她起早贪黑的去赶集，一天也能ม挣些辛苦钱。小青的父母年事已高，六十的人了。好在家里有个姐姐嫁在本村，可以照顾父母亲。
工友们见我借不到钱，个个给我出主意，说我如不秤棉花的话，整个ฐ流水线都要停工，这样他非借不可，这不是叫我罢工吗？我没敢这样做，不是不够胆而是我深知这样做将带来的后果。想来想去，我伏在桌上哭了，好伤心好委屈。出门在外，我忽然觉得自己好无助好无奈。
“这哪是城里的工厂，简直是山村低矮的草房。”家离城区很近的阿珍说。“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就是我们向往的地方？”阵阵的嘀咕声，且隐隐约约有了低泣的哭声。“唉，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来了。”“还没有做事呢，你怎么知道不好？”我反问哭哭啼啼的小红。这女孩平时在家娇生惯养，出得门来受了点挫折就只有哭鼻子的份。这时走过来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